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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学要跟上经济转型的步伐

刘世锦
2019-12-02 11:17:30  来源:北京日报

  近年来,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——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,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却让人不甚满意,没有把经济现状反映出来。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有所应对。为什么过去中国的经济学没有反映中国经济变化的逻辑?原因有很多。现在,中国经济要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,我觉得经济学的发展,也需要类似的转变。而且,现在转变的条件也在逐步成熟。最近几年,我们在进行一些研究,特别是关于增长问题的研究。研究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,观察到了一些现象,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。

  第一,资本是什么

 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,资本是固定资本的形成,包括建筑物的安装、设备投资、无形资产,无形资产包括研发投入以及品牌。我们进行一般经济分析的时候,比如房地产投资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、设备投资、厂房投资等,需要进行区分。房地产投资中的住宅投资、基础设施投资,很大一部分和民生相关。这种投资和机器设备的投资、厂房的投资是不一样的,差异很大。我们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候,认为投资能够提高生产率,是一个非常积极的、具有革命性以及很强生产性的要素。当然,我们过去做过一些区分,比如区分生产型投资和非生产型投资,但是现在按照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,就将其全部算在一起。而且,我们现在讲投资和GDP增长关系的时候,也把它们算在了一起。最近,我在做一个工作,觉得应该把设备厂房这一类能够提高生产率、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生产性投资,和住宅以及与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区分开来——我将之称为“消费性投资”。其实,住房和家里买的冰箱在本质上是一样的,都是一种耐用消费品。坚持“房子是用来住的,不是用来炒的”,这是对住房的明确定位,房子本身是一个消费品。当我们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以后,公园、图书馆之类的所谓“比较高端的服务性消费”就成为消费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。

  最近几年,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——GFP,即终端产品,指的是GDP(国内生产总值)中不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产品。计算方法是GDP减去厂房、设备之类的生产性投资,因为厂房和设备投资会再次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。我们过去讲的GDP,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终产品,讲的是新创造的价值。在经济活动的自然流程中,最后真正作为产品的,是把生产性投资去掉的部分,所以我提出GFP的概念。这样一来,我们需要讨论一个问题——以后资本的概念,到底只是生产性投资,还是我们所说的加上消费性投资?当然,我讲的GFP是全部消费品,包括居民消费,也包括政府消费,再加上消费性投资。我们严格地界定了这个概念,其中比较难界定的主要是基建投资,比如,一条公路修起来,小汽车可以跑——这主要是居民消费的部分,载重卡车也可以跑——这属于生产性消费,这些需要进行区分。在技术上,这个区分是可以实现的,并且这样的区分很有意义。我们现在经常讨论中国最近几年的投资和GDP的比例关系问题,实际上反映了投资的效率,或者说投资的边际效率在不断下降。这个问题可能是存在的,但是如果把投资换成标准意义上的具有革命性的生产性投资的概念,再和GDP比较,情况就会发生变化。

  第二,历史需求峰值

  “历史需求峰值”的概念是我在这几年做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的,目前经济学文献中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并不多。历史需求峰值指的是在一个经济体(行政性的国家和地区范围内)中,某一种消费或者某一种生产的需求量最大,或增长速度最高的点。比如,我们观察到房地产的最高点在2013年左右,基建投资的最高点在2016年。除此之外,与其相对应的工业产品,比如焦炭、水泥、粗钢等,都存在历史需求峰值,这个数据已经被证明了。这种现象怎么解释?长期来讲,这是由技术决定的。比如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0㎡以后,基本就稳定下来,不会再涨了。当然,我们可以用消费者偏好进行解释,个人消费的递减,也就意味着,有钱也不会继续买更多的房子,他还要买车、旅游,把钱用在其他地方。对中国来说,年度住房达到了1200万套以后就稳定下来了,钢铁、基建也有这样的峰值。所以,这是和技术相关的。同时,它与消费者的边际消费收益递减,或者说与个人偏好相关。它达到一定程度后,不会再明显地增长。那么,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减速?根据上述“历史需求峰值”的分析,即使人口不变,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会减速。当然,人口的变化也在起作用。至于人口变化和历史需求峰值有何关系,还有待进一步研究。

  最近有人提出,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要加入技术的因素,因为技术有很大的贡献。如果没有技术贡献的话,在一种技术用到极致以后,收益一定会递减。但是,假设技术、新技术连续供给的情况下,在一个经济体范围内,由于存在着历史需求峰值现象,最后也会出现收益递减。所以,用这个问题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减速和增长阶段的转换是行得通的。

  第三,增长的不确定性与企业家的作用

  进入增长阶段以后,从马尔萨斯陷阱到刘易斯的二元结构(或者“转折点”),最后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索洛增长模型,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新技术的诞生,新的技术就是创新。按照熊彼特的解释,创新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重新组合。按照物理学最基本的原理来说,世界上的物质和能量是守恒的,但信息是在增长的。熊彼特讲了很多创新的类型,这需要各种各样的组合。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增长中的不确定性,我们过去对这个不确定性严重忽略。有人认为,美国、日本怎么走,中国就应该怎么走。这个从逻辑上来讲,技术成熟以后,包括生产方法、工艺,甚至市场营销方法都很确定的时候,可能相对比较有道理。但是,什么东西搬到中国来,也要适合中国具体的环境,要符合中国具体的初始条件,将来理论研究一定要研究初始条件,它一定会发生新的要素组合。

  经济学经常讲一个概念,叫做最优概念。我一直思考这个“最优”的含义。在一个确定的环境当中,比如中国的增长环境,最优是什么,事先是不知道的,而是事后盘点的时候发现某个东西最好。所谓找到一个最优的方案,其实是市场的作用,是不断地试错,不断地找好的东西的过程。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。当一个国家有巨大增长潜能的时候不确定性最大,因为有各种各样组合的可能,但是需要有人不断地试错,最后试出一些好的办法来,这就需要发挥市场作用。而试错的那个人就是企业家。我觉得企业家就是进行要素组合的人。我到浙江省调研时曾问当地的企业家:产业集群是不是规划出来的?他们说不完全是,做着做着很多企业就聚在一起了,他们叫做“块状经济”,最后经济学家称之为“产业集聚”,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,逐步消除不确定性,到最后,最好的东西就出来了,其中就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。其实,企业家的作用是分类型的。比如,对于后发国家来说,有成熟的技术、生产工艺、生产方法,企业家便很好当,他有些市场经历就可以了。但是,到了一定程度之后,难度就增加了。中国在上世纪80、90年代的时候,有很多的企业家搞市场营销很有方法,因为这个东西学不来;很多跨国公司在国外很成功,但是到中国就失灵了,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居民的消费口味。其实,在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,中国企业家的才能突出表现在营销方面,很多人都是营销大王。但是,最近几年,发展到一定程度,我们需要进行技术创新。

  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问题,我们一直在反对重复建设,比如说汽车行业,最后全世界就剩三到五家大的汽车公司了,那我们现在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,是不是规定三五家企业就可以了?可以省去很多麻烦。但是,我们的问题是,规定的五家和最后形成的五家一样吗?看美国历史上的克莱斯勒——美国最多的时候有500多家汽车公司,克莱斯勒的形成就像河流有很多支流,不停地合并,最后形成了一个好的公司。最后的好公司是竞争出来的,很可能就是一个最优方案——经过多少次试错以后出来的东西。其实企业家就是在发现和利用这个机会。尽管我们现在传统的增长理论当中有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和关注,但是看不到企业家的位置。

  总而言之,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,就是一个增长模型的两边问题,右边是要素投入——资本是什么,左边就是产出,实际上需求这部分是历史需求。再一个就是不确定性和企业家的能力,实际上还是在增长模型的右边。包括索洛模型在内的许多经济模型,虽然理论很成熟,但是我们不太满意,因为很多理论缺乏解释力。我们应该能够结合中国实际,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加以改进。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确定性的引入和对企业家作用的重视。传统的经济学模型,更接近于牛顿力学的范畴,那个世界观里面描述了增长的过程,现在已经到了量子力学。量子力学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性。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些问题,做一些改进。这样既可以解释中国的发展,也可以解释其他国家的发展。

  (作者为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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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经济研究的四个转变

  一是静下来。过去高速发展的时候,增长源泉多,诱惑多,吸引人的地方多。现在,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了,相对而言没那么多热点了,对于高品位产品的需求在不断增加。因此,我们的研究应该静下来。

  二是专业化。过去,我们的研究也有很多思想火花,但是没有进入专业化的轨道。

  三是积累。这非常重要。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研究,多是片段性的,很少有积累。我们将来要出一些比较好的成果,需要有一个积累。

  四是激励机制。经济学发展需要一个相互讨论、相互激励的机制,比如持续地召开年会,相互讨论前沿问题等。

  这四个方面都需要足够长的时间,效果才会显示出来。 (王君)

编辑:迟语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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